作為藝術世界中不可或缺的機制之一，
藍冠線路測速展覽全方位、多維度地反映了當下的藝術發展趨勢和人類生存現狀。
近年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深，多元文化主義的浪潮席卷而至，藝術展覽發生了怎樣的轉向？立足于這一平臺，點意空間同大家一起來看看，藝術家和策展人又將如何攜手譜寫新的篇章？
擁抱多元文化
自上世紀80年代冷戰結束后，全球化浪潮就以不可抵擋之勢席卷了整個藝術世界。隨著平權運動和后殖民理論的深化，不僅少數族裔藝術家接連嶄露頭角，引發了展覽的轉向——從對策展人和藝術家的選擇，到對展覽主題及其呈現方式的偏好，各類國際性藝術展覽紛紛將目光轉向了第三世界。
1989年在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CenterPompidou）舉辦的“大地魔術師”（MagiciansoftheEarth）展覽即為代表之一。“大地魔術師”展覽由讓·于爾貝·馬爾丹(Jean-HubertMartin)擔任主要策展人，于1989年在巴黎的蓬皮杜藝術中心和拉維萊特城兩地同時舉辦，邀請了來自六大洲47個國家的98位藝術家參展。當時，策展團隊曾多次深入被主流藝術圈所忽視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不限性別、年齡和身份，大規模收集了諸多優秀的藝術作品，使展覽在多元文化的沖突中迸發出了與眾不同的效果。不容忽視的是，在“大地魔術師”展覽中，策展人費大為為馬爾丹推薦了三位中國藝術家參展，分別是楊詰蒼、顧德新和黃永砯。
“大地魔術師”在拉維萊特城的展館，1989年
盡管藝術展覽對第三世界的關注由來已久，卻隨著時代的進步接連經歷了“質的飛躍”。以卡塞爾文獻展為例，作為先鋒藝術的前沿陣地，卡塞爾文獻展（Documenta）自1955年誕生以來，以5年為周期，至今已舉辦14屆。在前3屆展覽中，藝術總監（同時為展覽策展人）以濃厚的主觀性將重點放在了抽象的歐洲現代主義繪畫與雕塑作品上。隨著帝國主義政治體系的瓦解，卡塞爾文獻展也開始擁抱符合時代的多元價值觀。
第1屆卡塞爾文獻展海報
在群體的聚合與分裂日益顯著的今天，國際性藝術展覽對第三世界議題的探討也上升到了白熱化程度。2019年10月21日，耗資4.5億美元擴建的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ofModernArt）以令人矚目的新貌面世，自此不再只尊崇墨守陳規的藝術史權威。此次MoMA針對永久館藏的重新策展，不僅打破了單一的時間軸模式，還為中國當代藝術開設了永久展廳，以避免再次落入西方中心主義的窠臼。來自北美和西歐以外地區的藝術傾巢而出，向世人傳遞了一個積極訊號：藝術將持續擁抱符合時代的多元文化價值觀。
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毋庸置疑的是，如此種種變革是上世紀80年代起藝術展覽轉向的延續——無論是內部策劃邏輯還是外部呈現方式，各類層出不窮的展覽正塑造著當代藝術的文化圖景，藍冠商業合作在摧毀和重建中勾勒出第三世界的清晰輪廓。
反對性別角力
藝術世界對性別議題的探討在2019年達到了白熱化程度。盡管美國巴爾的摩美術館（BaltimoreArtMuseum）于2020年僅收購女性藝術家作品的決策引得眾說紛紜，但又正如館長克里托弗·貝德福德（ChristopherBedford）所說：“若要糾正百年來的不平等問題，激進的手段必不可少。”自后現代主義肇始，從通過自拍照對抗男性凝視的辛迪·舍曼（CindySherman），到用招貼畫揭露不平等現象的游擊隊女孩（GuerrillaGirls），女性藝術家不僅完成了從業余到職業的奮斗過程，各類藝術展覽也將其納入了新一輪的敘事中。
辛迪·舍曼《無題96號》
那么在平權運動日益深化的千禧年，女性藝術家又走了多遠？2018年，英國國家美術館（NationalGallery）以360萬英鎊的價格收購了阿爾泰米西婭·真蒂萊斯基（ArtemisiaGentileschi）創作于1617年前后的一幅自畫像，并宣布將于2020年為其舉辦大型回顧展。這位曾被藝術史學家琳達·諾克林（LindaNochlin）作為經典案例寫入《為什么沒有偉大的女藝術家？》一文中的女性，盡管出身優渥且才華橫溢，卻仍被排斥在男權至上的主流藝術圈之外。而權威機構英國國家美術館的這一舉動，則直接將公眾對女性藝術家的關注回溯至巴洛克時期，也意味著她們在藝術博物館中地位的攀升。
阿爾泰米西婭·真蒂萊斯基《古琵琶演奏者的自畫像》
2019年無疑是女性藝術家活力迸發的一年。在中國，從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YayoiKusama）的回顧展“愛的一切終將永恒”，到YBA玩咖莎拉·盧卡斯（SarahLucas）的同名個展，女性主義的浪潮從上海涌向了北京。而國際上，將目光再次轉向MoMA的新展陳，女性藝術家的重要性今非昔比。畢加索的立體主義（Cubism）開山之作《亞威農少女》不再居于展廳中心，而是與費思·林戈爾德（FaithRinggold）的費思·林格爾德《美國人民》系列第20號《死亡》并置，從而強調女性身份中隱含的道德約束。
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
此外，從倫敦泰特美術館（TateModern）為包豪斯（Bauhus）女性藝術家安妮·亞伯斯（AnniAlbers）舉辦的個展，到女性藝術家占比破紀錄的第79屆惠特妮雙年展（WhitneyBiennial），以及在館藏陳列展中設置女性主義線索的新MoMA，藝術世界交出的似乎是一份正確卻不夠杰出的答卷——性別與種族的隔閡在未來某天是否會全然消失？貼在藝術家身上的標簽又是否可以被徹底撕去？時間自會給出答案。當喜愛貼標簽的藝術世界將該群體納入其中時，也意味著藝術展覽的另一轉向——反對性別的角力戰，打造更為平等的對話舞臺。
對話公眾
自上世紀80年代起，當繼承了大眾文化的波普藝術（PopArt）大行其道時，極少主義（Minimalism）和觀念藝術（ConceptualArt）也紛至沓來，標榜精英主義的現代藝術隨之走下了神壇。如果說性別與種族成為了當代藝術的核心議題，那么“博物館危機論”的應運而生則引發了藝術展覽的第三個轉向——越發注重觀眾體驗，致力于建立藝術與公眾的雙向交流機制。
那時，為了在展覽中呈現不同類型的藝術，各大藝術博物館紛紛改建——1964年，由菲利普·約翰遜對MOMA雕塑花園進行重新設計，命名為洛克菲勒花園。在與城市文化和自然環境的交融中，百年來的展覽模式被改變，藝術質量和公眾效應的重要程度自此不分伯仲。
MoMA1964
不僅如此，為了展示極少主義藝術家唐納德·賈德（DonaldJudd）的鋼架物體、卡爾·安德烈（CarlAndre）的工業材料裝置和丹·弗萊文（DanFlavin）的熒光燈光，巴黎現代藝術博物館（Muséed’ArtModernedeParis）甚至于1985年前后進行了重建，為公眾進一步感知和體認藝術提供了條件。
巴黎現代藝術博物館
隨著城市文化氛圍的提升，走進博物館、美術館觀看藝術展覽成為越來越多市民會選擇的休閑方式。這其中，名家大師展和沉浸式藝術體驗展在當下無疑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青睞。無論是由Teamlab打造的沉浸式展覽，還是被英國藝術團體蘭登國際搬進展廳的“雨屋”——當代藝術展覽以各種方式吸引公眾參與的現象，或許正是對藝術評論家彼得·施杰爾達（PeterSchjeldahl）筆下“慶典主義”（Festivalism）一詞的完美詮釋。
Teamlab沉浸式展覽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當審美自由和教育平等的民主思想逐漸升格為新時代的主流價值觀時，展覽也因此成為了賦予藝術公共性的關鍵所在。在當代藝術運行機制的不斷完善中，展覽首先掙脫了階級的牢籠，進而邁向了第三世界，并持續為藝術世界乃至社會中的邊緣群體發聲。時至今日，面臨大型國際藝術展覽在全球范圍內的爆炸式增長，藝術家和策展人必將高舉多元文化主義的大旗，在與公眾的平等相遇中完成新一輪的文化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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